明末清初画家陈洪绶创作的《屈子行吟图》
“廉”字首见于诗歌，当属屈原及《楚辞》。
屈原报国无门，悲愤满怀，明知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，却初心不改，“上下而求索”。他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，在《离骚》中描绘其求索之路，“前望舒使先驱兮，后飞廉使奔属”，前面有为月驾车的神——望舒开路先行，后面有风神飞廉奔走。这是廉字第一次在《楚辞》中也是先秦诗歌中露面。
廉字第一次用于人品，见于《卜居》，“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，将突梯滑稽，如脂如韦，以洁楹乎？”这是屈原问卜的话，意思是应该廉洁正直保持自己的清正呢，还是圆滑世故、巧言谄媚，去迎合他人？这里的廉字，已经从堂屋的侧边（《说文》云：廉，仄也，堂之侧边曰廉，故从广）的本义引申到人的正直。
屈原先被楚怀王流放，再被楚顷襄王放逐，眼见国家日益沉沦，自己进退两难，心烦意乱，于是向郑詹尹占卜，希望能指引自己何去何从。
楚地素有求巫问卜之风，无论朝堂民间，巫卜地位极高。郑詹尹极其虔诚，“端策拂龟”，摆正耆草，擦净龟甲。屈原开始也还平静，拱手高举，长揖正坐，“宁悃悃款款，朴以忠乎，将送往劳来，斯无穷乎？”我是该勤勤恳恳、忠厚朴实，还是该迎来送往，周旋终日呢？声音不是很大，好像问詹尹，又像是问自己。詹尹没有回答，屈原又问，“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，将游大人以成名乎？”我是该铲除茅草屋努力耕作呢，还是跟着那些尸位素餐的大人成就自己呢？
詹尹仍没反应，屈原却越说越激动，他索性站起来，“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，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？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，将哫訾栗斯，喔咿儒儿，以事妇人乎？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，将突梯滑稽，如脂如韦，以洁楹乎……宁与骐骥亢轭乎，将随驽马之迹乎？宁与黄鹄比翼乎？将与鸡鹜争食乎？”这一连九个问题，语句越来越短，语气越来越强，措辞越来越硬，情绪越来越昂，声势越来越壮，如排山倒海，一泻千里，以至两千多年后，我们仍然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那沸腾的热血滚烫的心。尤其最后三问，他将自己比作千里驹、骐骥和黄鹄，将奸佞比作水中之凫、驽马和鸡鹜，语气更急促，措辞更随心，意思更直接。他似乎忘了自己是来寻求指引的，屈原已经做出了选择。“谗人高张，贤士无名”，郑詹尹当然也知道，但面对屈原的赤诚、忠贞、孤傲和坚强，他更知道自己帮不了他，也说服不了他，长叹一声，于是放下耆草，“用君之心，行君之意。龟策诚不能知此事。”
这不是屈原第一次问卜。《离骚》中，他曾两次问卜，先是向神巫灵氛，灵氛说“何所独无芳草兮，尔何怀乎故宇？”对此他心中犹豫而狐疑。再找神巫巫咸，巫咸告诉他古代君臣遇合的古话，“及年岁之未晏兮，时亦犹其未央。恐鹈鴂之先鸣兮，使夫百草为之不芳”。两位神巫都劝他另寻高就，以成就伊尹皋陶一样的事功。屈原的姐姐也为此常常告诫他、责怪他。在当时，“道不行去国”本为常态：变法的商鞅是卫国人，帮助夫差的伍子胥是楚国人，统帅燕国等五国联军的乐毅是赵国人……屈原二十多岁即以“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”而参与改革朝政、草拟宪令等重大政治外交事务，名声大噪。他两次出使齐国，齐王都高规格接待希望挽留，都遭到他婉拒。
他把“廉”字看得比性命还重要。《卜居》中，他总结说“吁嗟默默兮，谁知吾之廉贞！”王国维先生对此尤为感慨，“屈子之自赞曰‘廉贞’，余谓屈子之性格，此二字尽之矣。”正因为此，在《渔父》中，渔父劝他随波逐流，同饮同醉，不必自寻烦恼时，他慨然回答：“宁赴湘流，葬于江鱼之腹中。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尘埃乎？”对美政理想的破灭，他抱了必死之心，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
《招魂》中，作者直接以“朕幼清以廉洁兮，身服义而未沫”开头，这也是“廉”字在《楚辞》中第五次出现。东汉学者王逸释为“不求曰清，不受曰廉，不污曰洁”，不接受别人的财物为廉，尽管这也是对从政者的品德要求，但仍显局促，有“六经注我”之嫌。联系屈原的从政经历，联系飞廉、廉洁、廉贞的上下文，廉更多指为人品行方正、刚直、有棱角。《卜居》中屈原自述的“悃悃款款”“超然高举”“正言不讳”等无不与正直相关，正因为此，他才为群小嫉恨，为楚王不容，为敌国构陷，“忠而被谤”“信而见疑”，一放再放，最终以死明志。
毋庸讳言，古人国君一体，屈原的“廉”仍有忠君的成分。但更值得我们关注和颂扬的，是他的美政理想中，民众有着更重要的地位。他爱民恤民护民，《离骚》中，“民”字亦多次出现，“怨灵修之浩荡兮，终不察夫民心”“瞻前而顾后兮，相观民之计极”等，尤其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，更是说出了“廉”的寄托和价值所在。
这，才是政治家的胸怀，诗人的情怀，爱国者的心怀。（赵建国）